近日，報道了《中小民營餐飲企業舉步維艱》，說主要表現為“人員流動快，采購成本高和競爭白熱化”。涉及到原料價格上漲、人工成本增加和銀根縮緊等多重壓力，反映了基層的真實情況。報道講到今年以來，廣東、溫州等地中小企業出現了破產、倒閉潮。海口的餐飲業是市場化程度很高，有1萬多家，來自全國各地及本地的大小餐飲企業，在這個不太大的市場里奮斗打拼，命運潮起潮落，急待政府出手扶持。

　　走訪基層，關注草根，反應民間疾苦，這種精神難能可貴。只是文章在分析原因時，缺少歷史的縱深，更缺少廣闊的比較視野，所以不能回答一個根本問題:為什么不是別的時候，而偏偏是在今年，我國沿海地區普遍發生了上述現象？據我觀察，至少有幾件大事，直接影響到這些地區的中小餐飲業：

　　第一、是全球金融危機。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11月19日，在湖北宜昌召開的地方金融工作座談會上說：“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衰退將長期化”。這個判斷非同一般，是我國官方自全球金融危機開始以來，最悲觀的判斷。12月13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證明，他那次講話確實代表了中央最高層。全球危機拖得越長，對沿海發達地區的影響就越大，所以才出現今年前三季度，除北京之外，三個最開放的省市——上海、浙江、廣東——經濟增長最慢的情況。與2008年四季度、2009年的上半年情況完全相同。相對而言，海南名為“國際旅游島”，但實際開放程度并不高，本不應成為經濟萎縮的重災區。也正因為如此，廣州和溫州的中小企業倒閉風潮，才暫時沒有蔓延到海南。但是指望來自境外游客能夠更多地帶動餐飲業發展，也只是一廂情愿。這方面，在“國際旅游島元年”搶灘登陸的外來民營餐飲業，才最有發言權。

　　第二、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并非源自銀根緊縮。因為把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調整為穩健的貨幣政策，是今年以來的事。此前兩年半，銀根非但沒有緊縮，反而出現了過度放貸。不過，無論是2008年四季度、2009年、2010年的濫貸，還是2011年的收緊，都同中小企業沒有關系。因為早在“適度寬松”時期之初，中小企業就出現了貸款難問題。由于他們本小利微、無力抵押，銀行根本就不敢把錢借給中小企業。當時的普遍現象是，國有大型企業、國有控股企業，特別是央企，即使不缺錢，銀行也排隊著他給他們送錢，懇求老總們開恩借貸，幫助自己完成超常規的信貸任務。今天回過頭來看，這是本次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期間，我國銀行界犯下的最大錯誤。從那時，就注定了今天的困境。

　　這樣的低級錯誤完全可以預見，本來不該發生。它意味著第一，最高決策機關理應知道它的效應，使承擔著90%勞動就業人口的廣大中小企業，整整三年不能從銀行貸款，被逼無奈，才轉向沒有安全保證的民間借貸；第二，大型國企和央企拿到錢又不務正業，熱衷于炒地炒房，目的是盡快壯大經濟實力，迎接下一輪“以大吃小”的合并重組。這種“誰大誰吃人，誰小誰被吃”的“叢林哲學”邏輯，無異于逼良為娼，結果不僅推高了地價和房價，而且引誘更多的企業和個人卷入房地產投機。兩個問題都出在下面，根子卻都在上面。

　　第三、房價飛漲帶來兩重惡果，同時加重了中小企業的困難：一是房價飛漲，極大地惡化了中小企業的經營環境。2009年12月之前，海口原本是我國省會城市的“房價洼地”，處于最為有利的競爭地位。1993年“泡沫經濟”破碎之后，海南人民含辛茹苦十幾年，終于盤活房地產，當時我們不僅是“房價洼地”，而且是“房價超低洼地”。所以當時的省長衛留成說，希望五年之內房價上漲一倍。五年之后果然上漲一倍之后，海南仍然是“房價洼地”，所以直到2009年12月，廣大民眾安居樂業，中小企業一派繁榮。可接下來宣布建立“國際旅游島”，流動性過剩的滾滾熱錢一下子涌進海南，房價在一個月之內再上漲一倍，廣大民眾就難以承受了。中小企業更加艱難，因為售房價飛漲必然帶動房租飛漲，多數中小餐飲業是租房戶，光這一項成本，就極大地推高了經營成本。更何況是成倍地增加！

　　二是“房價一馬當先，物價萬馬奔騰”，市面上的肉菜糧油價格一哄而起，人家的理由非常充足：“不漲價付不起房錢”。所以，才有了《海口晚報》記者說的原料價格飛漲。海口的肉價菜價高得離譜，普通居民可以用節食省錢，甚至美其名曰“瘦身節食”，而大小餐廳可不能這樣，飯菜分量不足，顧客掉頭就走，還要到處做“反宣傳”，令生意更加清淡，所以只能硬撐硬頂。原料價格的高漲來源于房價高漲，同樣是房地產投機的惡果。

　　第四、才是工資一再提高，增加了經營成本。落實《勞動合同法》本來是天經地義，但若不早不晚，偏偏找這個時候就麻煩了。于是“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”，而更糟的還在于即使提高了工資，還留不住工人。如《海口晚報》報道，海口最大的本幫菜館——“瓊菜王美食村”，起步工資已經上漲到了1200元，負責三包，仍留不住工人。300員工中，80%是“流動型員工”。餐飲業門檻最低，本是農民工進城的方便之門，怎奈勞動艱苦，除少數優秀廚師之外，多數員工很難看到發展前景，最容易“一山望著一山高”，成為勞工流動的犧牲品。

　　平心而論，瓊菜王美食村的情況并不典型，根據省總工會上半年的一份調查，海南職工收入最低的行業就是民營中小餐飲業，不僅工資低而且勞動時間長，近年來已經成為我省勞動爭議案件的高發區。住宿餐飲業中，勞動條件最好的是大型酒店賓館，要么是外商或港澳臺資企業，要么是國有控股企業，都能較好地保證勞工權益。廣大中小民營餐飲的狀況最差。有了前三個方面的原因，第四個方面的問題自然就會發生。

　　餐飲業是國際旅游島建設相當關鍵的一環，是勞動力密集就業之地，吸納了大量的青壯年就業。財政上僅對海口地稅的貢獻，就占到30%以上。它的興衰，關系到捕撈、養殖、種植等眾多上游農業，和物流交通產業。在表面上燈紅酒綠的背后危機四伏，稍有閃失，就會影響社會政治穩定。與此同時，海南的民營餐飲業連鎖化程度和信息化程度還普遍偏低，與發達地區形成鮮明的對照，更需要官方進行多方面的幫助和扶持：“劉郎已恨蓬山遠，更隔蓬山一萬重”。